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如何把《意见》中的规定落到实处?7月上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召开研讨会，与会人员就加强刑事法律援助、提高援助质量、加强经费保障、专门人才建设等提出建议。

　　加强刑事法律援助  

　　“《意见》具有里程碑意义，有效解决了法律援助存在的突出问题，符合法律援助的实际，将会推动我国法律援助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研讨会上，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司长孙剑英这样表示。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从制度上解决法律援助组织实施、经费保障、质量监管等问题，但刑事法律援助等工作仍需要加强。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忠认为，落实《意见》须重点抓好刑事法律援助。他认为，我国民事法律援助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而刑事法律援助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意见》中新开辟的值班律师制度、代理申诉、代理死刑复核等要着力推进。特别是，《意见》明确了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的死刑复核要有律师参与这一制度，实践中尤须各方合力贯彻落实。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也认为，刑事诉讼法已明确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由最高法进行的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理应获得法律援助。此次《意见》对此予以明确，值得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祁建建提出，可以考虑建立死刑复核案件和未成年人案件法律援助律师名册制度，遇到此类案件司法机关可以据此帮忙联系援助律师。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结合自身16年的法律援助经历发表看法。他表示，在法律援助发展过程中，最初是刑事法律援助作为重点，但现在刑事法律援助占的比例已经很小。多年来，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对“经济贫困被告人”的认定困难问题。许多贫困被告人因文化水平低无法理解“法律援助”而错失被援助的机会;还有许多流动人员涉罪被羁押后无法开出“经济贫困”证明。因此，在落实《意见》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尽量使用群众语言向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说明刑事法律援助的性质，同时要完善被羁押人经济困难证明制度，掌握情况的侦查机关应主动出具相关证明。

　　提高援助工作质量 

　　“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线。”北京市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师峰介绍，该中心作为2014年被北京市确立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单位，在案件质量标准和相关指标制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在师峰看来，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提升有两个着力点:质量评估等监督机制的应用、法律援助补贴的提升。《意见》表明，将实行差别补贴制度，即根据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的不同来确定不同级别的补贴发放标准，这对于提升案件质量具有积极意义。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常铮也持相似观点。她认为，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应该明确，对法律援助的经费也应给予支持和保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提出，多数援助律师在承担法律援助工作时尽心尽力地为当事人服务，但有些律师并不把法律援助当作重点，有的在庭前没有会见过援助对象，有的甚至在法庭上请法官帮忙指认援助对象，其辩护质量堪忧。他建议考虑设立类似“公设辩护局”的机构，尽量多培养公职律师。

　　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主任靳学孔认为，《意见》中相关部分提到了提高法律援助质量，主要涉及标准化建设、质量管理，如对重大疑难案件全程跟踪、重点督办等。但《意见》没能明确标准的内涵、如何建立标准、每类案件应否建立质量标准等。

　　靳学孔建议，司法部应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或办案的最低要求，以保障法律援助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如侦查阶段援助律师应做哪些会见工作、提供哪些法律咨询等，细则都应提出基本要求。再者，对刑事、民事、行政等不同领域的法律援助应提出分类援助业务基本要求。

　　关注专门人才培养 

　　任何制度的落实，都离不开人。研讨会上，《意见》所提及的探索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模式，加强法律援助人才库建设等问题，引起与会人员关注。

　　佟丽华认为，亟须按照《意见》的要求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援助律师队伍。建议未来在“十三五”期间专门培养至少1万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这需要政府聘请公职律师，同时也需要依托社会组织培养。在佟丽华看来，依靠政府培养公职律师，一方面编制有限制，另一方面公职律师的发展模式也存在角色冲突。因此，政府应侧重发挥出资、监管职能，将法律援助、培养人才等服务职能更多地交给社会。

　　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于超认为，加强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应该以推动政府公职律师队伍建设为龙头，引导更多的律师参与法律援助。

　　此外，多位与会人员还建议尽快推动法律援助专门立法等。陈永生、祁建建等建议在落实《意见》中，加大援助经费保障力度。顾永忠、佟丽华建议有关部门积极促进法律援助法的起草工作，把《意见》中已明确的好的制度在法律层面固定下来。